生物芯片點樣儀助甲型流感病毒感染的體液免疫差異化研究
瀏覽次數:417 發布日期:2025-9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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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rayJet生物芯片點樣儀助力SARS-CoV-2與甲型流感病毒感染的體液免疫差異化研究
SARS-CoV-2 與甲型流感病毒(IAV)均為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呼吸道疾病。截至目前,COVID-19 全球感染人數已超過2.42億,死亡近500萬,且病毒持續變異出 Alpha、Beta、Delta、Omicron 等亞型,其中 Omicron 及其亞變體是當今全球的主流毒株。IAV自1918年以來共引發過四次大流行(如西班牙流感、香港流感等),現為季節性流行病。這兩種疾病的臨床癥狀相似(如發熱、咳嗽),傳播途徑均以飛沫和接觸傳播為主,但 COVID-19 死亡率(3%-4%)顯著高于 IAV(<1%),且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(ARDS)、凝血功能障礙等并發癥發生率更高,易與重癥流感混淆,給臨床診斷和治療帶來挑戰。免疫系統在兩種病毒感染過程中起關鍵作用。在體液免疫層面,SARS-CoV-2 感染常伴隨細胞因子風暴和急性期反應物(APRs)異常升高,淋巴細胞數目、抗體表達水平均發生動態變化。然而,目前對兩種病毒感染的自身抗體(AABs)譜、APRs 特征及血清學應答差異認識不足,限制了標志物發現、疫苗研發以及臨床治療。因此,亟需通過功能蛋白質組學解析二者在體液免疫應答方面的差異。
文章題目為“Humoral Response Profile in SARS-CoV-2 Infection: Differences across Virus Strains and Influenza”于2025年7月發表在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雜志,作者來自于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癌癥研究中心。
作者對93個病例進行分析,分別是:SARS-CoV-2 野生型(武漢株)來自2020 年第一波疫情中輕、中、重度患者,入院當天采血,30例;SARS-CoV-2 變異株(Beta、Gamma、Delta、Omicron 等)第三至第六波疫情康復患者,確診后3個月內采血,38例;IAV(H1N1、H3N2)2015-2016 及 2016-2017 年冬季康復患者,確診后3個月內采血,25例;樣本均來自荷蘭國家公共衛生與環境研究所。所有樣本均采集靜脈血,分離血漿后于- 80℃保存。
急性期反應物(APRs)檢測:使用ArrayJet Marathon(新型號Mecury)生物芯片點樣儀將可識別24種急性期反應物(APRs)的抗體點印在功能化修飾的載玻片上,玻片包含 7 個相同的子陣列,每個子陣列有 432 個樣品點,每種抗體 3 個重復。此外,所有子陣列中均包含陽性對照(Cy3、生物素和抗生物素抗體)和陰性對照(GST 抗體、PBS、清洗緩沖液、點樣緩沖液和封閉緩沖液)。血清生物素化后與抗體微陣列進行孵育,并通過SensoSpot 熒光掃描儀對玻片進行掃描和數據分析(圖1)。
自身抗體(AABs)譜分析:使用ArrayJet Marathon(新型號Mecury)生物芯片點樣儀將編碼 30 種不同蛋白的cDNA點印在玻片上,利用無細胞蛋白質合成系統,在陣列表面原位轉錄和翻譯生成蛋白質。玻片包含 6 個子陣列,每個子陣列有 144 個點,每個點體積200 皮升。隨后用 5% 牛奶封閉玻片10 分鐘,并將血清樣本以 1:100(v/v)的比例稀釋,在室溫下振蕩孵育 30 分鐘。然后用 0.05% PBST清洗3次,每次 5 分鐘,隨后加入 Alexa Fluor 647 標記的羊抗人 IgM 和 Cy3 標記的驢抗人 IgG(稀釋比例 1:1000),孵育 20 分鐘。最后使用 0.05% PBST清洗3次(每次 5 分鐘),并用蒸餾水洗滌1次,離心干燥后,使用微陣列掃描儀進行掃描和數據分析(圖1)。
圖1:檢測流程如上圖
- 結果顯示:
- 自身抗體(AABs)譜差異顯著,相比于 IAV 患者,SARS-CoV-2 患者血漿中降鈣素相關多肽α(CALCA,調節血鈣)、肝細胞生長因子(HGF,促進血管生成)和免疫炎癥相關分子(IL-6、IL-8、ICAM1、MUC1、TNFRS1A)表達升高。相比于SARS-CoV-2 患者,IAV 患者選擇素 E(SELE,參與細胞外滲)、表面活性蛋白 D(SPD)和HMGB1(核染色質相關蛋白)呈現高表達水平。
- 急性期反應物(APRs)表達差異:SARS-CoV-2 患者 ,淀粉樣蛋白(SAA2、APCS)、絲氨酸蛋白酶抑制劑(A1AT、CTRC)、凝血相關因子(FGA、F2、F8)、炎癥標志物(CRP、ORM1)和鐵代謝相關分子(THRB、FTH1)表達較高。IAV 患者僅視黃醇結合蛋白 4(RET4,參與維生素 A 轉運)高水平表達(圖2)。
圖 2. 對 COVID-19 和流感患者急性期反應物進行評估。A. 比較兩種病毒感染的各急性期反應物的箱線圖(p 值:* < 0.05;** < 0.01)。紅色代表 COVID-19 樣本,綠色代表流感樣本。y 軸表示 z 分數。B. 急性期反應物顯著變化的火山圖(p 值 < 0.05)。藍色代表在 COVID-19 患者中升高的急性期反應物,紅色代表在流感病毒感染中升高的急性期反應物,綠色代表無顯著變化。x 軸表示 Z 比率,y 軸表示 -log10(p 值)。
- SARS-CoV-2 不同毒株的血清學應答差異:野生型毒株(武漢株)可誘導針對所有病毒蛋白(N、S、Orf1ab 等)的 IgM 和 IgG 應答,其中 N 蛋白的 IgG 表位識別頻率最高(近 20%)。變異株(Beta、Omicron 等)感染初期可誘導 IgM 和 IgG 應答,后期僅維持 IgG 應答,且對S蛋白受體結合域(RBD)和 S 亞基的識別頻率最高(圖3)。

圖 3. A. 武漢SARS毒株中 SARS-CoV-2 表位的陽性頻率。B. SARS突變型中 SARS-CoV-2 表位的陽性頻率。每個點代表一種被抗體特異性識別的表位。藍色表示由 IgM 抗體檢測到的表位,紅色表示由 IgG 抗體識別的表位。曲線表示每種蛋白質中陽性表位的分布情況。x 軸表示根據每種蛋白質在每組中檢測到的命中次數劃分的 SARS-CoV-2 蛋白質區間。y 軸顯示每種肽相對于所確定蛋白質的相對頻率(%)。
該研究明確了 SARS-CoV-2 與 IAV 感染后體液免疫標志物的差異(如 CALCA、IL-8、RET4 等),為兩種易混淆疾病的鑒別和診斷提供了理論依據,有助于提高臨床診斷準確性;A1AT(抑制 SARS-CoV-2 刺突蛋白與細胞膜融合)在 SARS-CoV-2 感染中表達升高,提示其可能作為潛在的治療靶點;凝血因子(FGA、F2)表達異常提示抗凝治療可能對重癥 COVID-19 患者有益;TNFRS1A 異常表達為抗 TNF-α 療法在 COVID-19 中的應用提供理論基礎。不同毒株的血清學應答特征,尤其是變異株對 RBD 的 IgG 應答優勢,為多價疫苗設計(針對 RBD 和 S 亞基)提供參考。
原文鏈接:https://doi.org/10.1021/acs.jproteome.4c00935
Arrayjet位于英國愛丁堡,專注于提供生物芯片應用領域的解決方案及服務。自2000年公司成立即致力于開發新型生物樣品噴點方案–噴墨式液體處理平臺,該系統于2006年上市,目前用戶遍布全球27個國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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